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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李敖女儿致父亲:老战士永不死,他们只是慢慢凋零

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
以玩世来醒世

用骂世而救世

图/中国新闻网

据台湾东东森新闻云报道,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罹患脑癌,于2018年3月18日在台北过世,享年83岁。

他一生桀骜不驯,曾多次因文章言论大胆批评台湾国民党当局而入狱,却并不改弦更张,笔耕不辍,一生著作约3000余万字。

据家属公开声明,李敖于2016年被诊断为脑干肿瘤,今年1月,标靶药效渐失,病况急速恶化,并发肺部感染,终于3月18日上午10点59分与世长辞。

“以玩世来醒世,用骂世而救世”的李敖并不忌谈生死。2017年4月他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,“假如死的话,绝对会很快乐地死掉”,并有一封公开亲笔信,希望“跟家人、友人、仇人好好告别”。

李敖的一生有两段浪漫的爱情。长女李文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证实父亲逝世的消息后,贴出了李敖生前最喜欢的歌曲《Danny Boy》的译版,以致哀思。

歌词中有一段是这样的:

哦,丹尼少年,

当风笛呼唤,幽谷成排,

当夏日已尽,玫瑰难怀。

你,你天涯远引,

而我,我在此长埋。

1982年,刚出狱不久的李敖译毕歌词后,还有段附记:“照爱尔兰民歌的原始意味,这首歌是写父子之情,Danny Boy 最后寻找到的,是父子之爱。我这里意译,当然别有所延伸,特此声明如上。”这个“别有延伸”,自然就是死者不已,生者含悲的幽明永隔时的心境吧。

2015年春节时,李文曾受邀为我们当年的春节特刊《致父母》撰文,回忆了父亲对她的影响,以及父女之间的一些趣事。

请不要叫我“李敖的女儿”

文/李文

本文首发于总第697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我最不喜欢被贴的标签,就是“李敖的女儿”“李敖之女”。我希望别人对我的称呼是:李文博士,英语教授,作家,礼仪专家,演讲人,嘉宾主持人,维权者,监督人,形象顾问,购物专家,名媛,以及城市不文明现象批评者……惟独不希望别人称我“李敖的女儿”。然而,仔细想想,父女之间的影响是的确存在、无法抹掉的。甚至我不希望别人称我为“李敖之女”,也都和他对我的影响有关。

不被洗脑

我出生在纽约,小时候在台北住过几年,但是老爸坚持,我不能被三民主义洗脑,所以我又搬回到了纽约,英文就成了我的母语。

我在台湾住的那段时间,老爸已经坐牢了。姥姥有时会带我到狱中探望他。大多时候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交流。偶尔可以见面,我会摸摸他的手背,抱一抱他,他会削一个苹果或者剥橘子给我吃。监狱规定每周只能写两封信,虽然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联络,但他每星期一定会写一封给我。

我的中文不好,所以每封信都是姥姥念给我听,爸爸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给他回信。信里大部分是讲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识,教给我一些英文单词,有时还会夹上他从书上裁下来的有意思的图画。爸爸很细心,为了确定信都能收到,他每次都会在信的末尾写上“小文的信已收到”,还叮嘱我要照顾姥姥。

因为是小孩子,所以贪玩一些,每次收到信,我都会觉得好麻烦,又要给爸爸回信了!现在回想起来,这些信里的很多观点都对我产生了影响。比如他说:“小文,我们不要信人,我们要信狗,人不可信。”还有许多和世俗观点相背离的看法。当时并不理解老爸的用意,现在再看这些信件,和当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会,觉得他是很用心很用心在做这件事。虽然我一直认为老爸不是一个适合有家庭和孩子的人,但一旦成为了一个父亲,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来扮演好这个角色的。而我也从那时起,有了家里养狗的习惯。

我在美国差不多生活了38年。在美国生活的好处是,没有人会理会你的爸爸是谁、住哪里、开什么车,大家在一片平等的气氛中生活。这使我在2002年到北京时,非常不喜欢别人把我和老爸联系在一起。我认为我和老爸是各自独立的,不需要在提到一个人的时候,要带上另一个。唯一的好处,是可以在危险的时候“利用”老爸的名字,警察或政府部门的人听了会加快脚步,而大家也不会质疑我维权的目的,大家完全了解我和老爸的不屈不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。还好,渐渐地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名气。

在美国生活期间,我看过太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。中国人也的确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。这使我很小就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应该怎样生活,那就是自尊、自重、懂礼但不能随意屈服。我觉得,不管是海归还是华侨、华裔,只要是有中国血统的人,都应该为中国做一些事情。2002年我决定搬到北京来。老爸友善地警告过我:虽然我的想法是好的,但以我在纽约养成的个性,以我在美国形成的美育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,我在北京可能会处处跌碰、格格不入。事实证明,他说对了,但我也并不为这个决定后悔。

这些成长经历和感受决定了我后来的工作方向。正因为有了中西方文化的对比,能够看到差距。我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叫《李文谈礼》。当然,我讲的礼仪,并不是李文的礼仪,而是国际的礼仪规范。

一位《中国日报》 的资深编辑曾对我说:“李文,中国人的道德已经跌入低谷了,你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部书?”一位外国朋友也曾对我说:“我已经对中国人彻底失望了。”听到他们的话,我感到很羞愧,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不可救药了吗?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动于衷、任其自然发展下去吗?不,我一定要采取行动,做中国道德的坚决捍卫者。

在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,我都添加了正在读书的女性的西方古典油画,都是我最喜欢的油画。受老爸的影响,我也喜欢书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帮他擦书,那时觉得很烦。但现在我家的书也非常多。我觉得,女人最美的时刻之一,就是捧着一本书静静阅读的状态。真正的淑女是美貌与才气兼得,真正的优雅不仅仅来自良好的仪态举止,更来自内在知识的丰富。

在大部分的时间里,我也像爸爸一样,躲在自己的书房、阳台静静读书。女人读书有多种姿态,但只要全心进入书的世界,都是最迷人和高贵的,充满诱人的魅力。但遗憾,中国现代的男人女人们,每天忙着赚钱,无头苍蝇一般做事、玩,我觉得很浮躁、压抑、虚荣、世俗、肤浅、假、没劲。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,无论多忙、多压抑,也不要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。因为只有这样,你的心灵才会快乐,才会更有灵气,会懂得让自己变得更优雅、更精致,心里更有自信,更有品位。

2005年9月,李敖、李文父女在北京。图|作者提供

播种的人

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我打维权官司。其实我是一个英文教育者、素质和礼仪教育的提倡者。这看起来似乎与打官司的行为截然相反,但其实内在是统一的。

中国人面对不平、不公正的现象,采用的方法大概有三种:第一种是忍气吞声;第二种是大人不记小人过,阿Q式的自己解释;第三是流氓式的,私下里报复你、揍你一顿,黑社会式的、黑手党式的。理性的人都知道,这三种方法都不是理想的方法。

老爸最初找到治疗社会疮症的良方是——口诛笔伐。这个方式在大众媒体普及的时代会产生一定的效果,可也仅限于“一定”,对根本问题还是无法起到太多实际效果。后来发现,实际效果就是要靠诉讼,我打官司告你,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所以老爸后来在台湾变成一个非常好讼的人。

我的选择也是这样。到北京后,遇到种种事情,我没有选择忍气吞声,也更碰不上黑社会,我也选择用法律来维权,这恰恰是讲理、有素质、文明和礼仪的表现。依靠法律来维权,是需要智慧、方法、勇气和信心的,也是与国际接轨的,这是与外在礼仪相匹配的内在礼仪。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,那么就相安无事;如果你不讲文明在先,那么没有人可以封我的嘴巴。

我的第一个官司与著名歌星董文华有关。最后我赢了。之后,我被物业断水、断电,邻居用砖头半夜砸我的客厅玻璃等,国台办和美国大使馆都有介入,最终我都度过了。

老爸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支持我。官司获胜后,他拟了一句谢词赠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:“你们的正义永不迟来。”他还在电视节目《李敖有话说》中公开讲了这件事。他起的标题叫《流泪撒种,欢呼收割》。他说我争的这些事虽然都不算大事,但又对“维持我们生活的品质”非常重要,他认为我是一个“播种的人”。他还说:自由和公道是要争取的,“法律不会讲话,法律是在那里的,可是你要使法律讲话”,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。

老爸对我也不是没有担忧。但是他不会阻止我,因为这也是他曾经教育过我的。老爸是老狐狸,他打官司是看对方的银行户头的,而我通常只打1元。因为我是美国人,所以没有灰色地带,也没他想得那么多。

所以老爸常说,小文可爱的地方就是她像在小鱼缸里面游的一条小金鱼,大家都知道我在干吗,很透明,又天不怕地不怕。其实我和老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,最简单不过的。很多人觉得我很难搞,其实是他们想得太复杂。我很透明,只要大家遵守规则,按规则办事、讲礼貌,我们是能够愉快相处的;一旦有了纠纷,我们都要用证据说话。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释,可是你无法不同意我的证据,因为证据是客观存在的,代表真实。

这样的官司我打了10年多。最近一起还把老爸也“拉下了水”。我租了北京莱蒙湖别墅的一栋房子,因为房屋质量和物业服务起了纠纷。2014年6月,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里发了一个帖子,没有点出房东马薇的名字,却单独点出了我的名字,而且它的大标题是这么写的:《我院受理李敖女儿为被执行人的仲裁裁决案件》。

老爸为此大发怒气,因为这件事和他完全没有关系,法院微博为什么要扯上他。当然,他也觉得那样一个昂贵的高档别墅,竟然违建私搭盛行,房屋质量差到有十余处的严重漏水,把他和我的古董和书籍都泡坏了,居然还要仲裁我们。我们俩还吵了此生最严重的一次架。为了弥补,我立刻在新浪和腾讯开了微博,立刻澄清这件事。之后,又严重投诉了三中院。除了对双方个人信息的差别对待,他们的通报里还有对仲裁裁决的误读,这与三中院的法律地位是极不相配的。之后他们向我道了歉,在此后的报道中删去了爸爸的名字。我申请向房东强制仲裁裁决,也立了案。

我经历的另外一件事,也让我和老爸有些失望。我的《李文说礼》当中,除了有对礼仪的归纳总结,还有对不文明机构和个人的列举名单。这导致了这本书的诞生非常艰难。

我本来决定给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。但是,就在出书前几天,出版社突然要求我全部删掉1万多字的黑名单。我和爸爸都特别生气。当初决定在这里出版,就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我的黑名单。后来,出版社又要求我把黑名单改成“非礼小故事”,我觉得很好笑,很俗气,但是愿意让一步。最后,出版社又说,要把书中所有点名带姓的都改成×××。我提到建外派出所,要改成××派出所,柏悦酒店,要写成××酒店。我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,如果这样,还写出来做什么,北京有上万的饭店和派出所,读者怎么会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家?我声明所有的文字我会自己负责,而且,列入黑名单我都有证据,即使惹上诉讼我也不怕,也不会连累出版社。最后,出版社说,那就减少一些,把××变成×。不过爸爸安慰我说,他的书删得更惨 痛,他都宁愿让盗版的去盗了。

我非常失望。为什么大家做事情都这么别扭、怕事呢?难道是自卑?为什么每个人都不敢讲真话呢?那这个社会怎么提高和进步呢?大家都没有公民意识的话,我们国家怎么在国际上抬得起头呢?所以,我最后决心不能让这本书就这么出版。

我和爸爸一样,打官司是打过程的。我们并不是因为和别人有仇,而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,提高大家的胆识、判断是非的能力,创造一个大家都愿意讲真话、能够讲真话的环境,使中国成为一个讲理、讲礼的国度。

儿时的李文与父亲李敖。图|作者提供

善霸

我和老爸有许多共同之处。比如,我和他一样都不看其他人微博,我们都是“零关注”,我们都有点自大狂,哈哈。

我们在生活中也都是彬彬有礼、很温柔的人。即使有纠纷,我们也不会骂人、不会砸别人家玻璃,而是摆事实、讲道理。用老爸的话讲,我们是“善霸”,我们也是一霸,但绝对不是窝囊没用、被人欺负的滥好人。

我们还都认为,中国人讲究的“以德报怨”是不对的,而应该“以直报怨”。所谓“以德报怨”,就是你对我不好,但是我要对你好,你打我右脸,就把左脸也给你打。而“以直报怨”就是如果你打我一拳,那我也要踢你一脚,这样我们就扯平了。

为什么更认同“以直报怨”?因为如果人家对你不好,你还对人家好,那该怎么报答对你好的人呢?所以,别人打你一拳,你就踢他一脚;而对你好的人,你要拥抱他,这才是合乎人情的人间规则。“以德报怨”很伟大,但我做不到,我也不以为那种伟大是必要的。我们要求的是公平,是人间正义,一个有仇不报的人,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,因为这种人恩怨太模糊了,他们如果从事追求真理的活动是不可信的。中国人历来讲究以和为贵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但我觉得,这种忍让反而最终会害了大家,因为这个社会最终会因为没有人敢讲真话而变得非常虚伪。

现在我和老爸见面的机会不多。我长大以后,我们的相处方式就比较像朋友,像哥们儿。我每个月从纽约给他寄《花花公子》和名言书籍,他比较欣赏和信任我在这方面的鉴赏力。我也会通过微博调侃他的穿衣打扮,比如我会嘲笑他穿的裤子总是同一款式的Dad Jeans——高腰、皱纹、大2号,邋遢,不性感;我还挑他的微博里的英文差错,比如该大写的字母没有大写,书名没有使用撇号等等;我还准备整理一个“李敖10大礼仪No No”,我想象老爸看后的情景一定特别有趣。

老爸也会在电视节目上笑话我。有一次,他在电视访谈里说我“可怕”,因为我有200多双鞋子。他说,有200双鞋子没问题,为什么还要显摆呢?他边说边哈哈大笑地补充说:但是对女人,显摆也很重要。

老爸过完74岁生日后,对我说他感觉自己老了,头脑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,有时候还会做错事。他提到自己正在“逝去”,意思是他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人世,而他也已接受这个事实。他让我将一些与“逝去”相关的英文语录找出来。我送给他这一条:“Old soldiers never die; they just fade away”(老战士永不死,他们只是慢慢凋零)。

责任编辑:张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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